一条扁担，风范长存；两个之“最”，一心为民。朱德毕生追求实事求是，足迹遍及海疆边陲、贫困地区。他治党、治国、治军的高度智慧，求真务实的作风情怀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。

摸清情况再作决定

朱德调查研究，一般有看材料、听汇报、开座谈会、亲临现场、派身边工作人员下去调研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。他认为：“一切的事实证明，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。”战争年代，每当大战来临，朱德都会出现在第一线，亲自摸情况，为中央决策提供意见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为了打下石家庄，朱德赴晋察冀解放区，“对敌情况做了详细的调查”，他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，讨论仗怎么打；他还找俘虏谈话，了解石家庄城内的敌军部署。由于对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，才有了第一次城市攻坚战的胜利。

1963年5月至9月间，河北、河南、江苏、安徽、山东五省部分地区连降暴雨，洪水成灾。面对灾情，党中央、国务院领导同志忧心如焚，迅速调集人力和物力，给灾区以最大的支援。10月16日，京广铁路恢复通车不久，77岁高龄的朱德代表党中央赶往河北灾区。他先后来到受灾比较严重的保定、石家庄、邢台、邯郸等地，随后又到沧州查看和了解实情。针对沧州的气候特点，朱德特别指出，你们这个地区有时又缺水，有时又被淹，要很好地研究治理。对自然规律，不要硬抗它，要掌握它、认识它、改造它。回京后，朱德写信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，反映河北省抗洪救灾的情况，并对今后水利建设和发展农业生产提出具体建议。

力主“下去”

据统计，从1956年到1966年，朱德在外视察调研就达27次，平均每年外出视察近90天。这11年间他向中央致函、致电24封，写出调查报告13个，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建议。

1950年3月底，朱德从北京出发到张家口视察调研。午夜时分，火车缓缓驶入张家口火车站。此时，车厢内的朱德穿着一身灰旧棉衣，手持放大镜不时在地图上寻找着，时而用铅笔画着横杠、竖杠或圆圈，时而凝视着地图沉思。车厢外，张家口寒冬未尽，夜晚的气温始终在零度上下浮动。朱德时不时地放下手中的放大镜，呵呵发凉的双手。陪同人员怕首长受凉，建议他到招待所休息一下。朱德说：“城里刚解放，这里的负责同志有许多事情要处理，我们不要给地方上增添麻烦。”当晚，朱德一行就住宿在火车上。这次张家口之行，朱德在安排接待上要求一律从简，他们一行除了喝一些茶水，再没花省市委一分钱的招待费。

1955年6月，朱德在结束包头视察归途中，再次来到张家口。这次他仍然没有在饭店开房间，他对陪同的负责人说，在市委找一间很普通的办公室就可以了，不要再花钱。晚上，朱德不顾旅途的劳累，在座谈会上听取地、市负责人的工作汇报。此时，屋外下着大雨，屋内的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。朱德通过这次对张家口新老企业的实地考察，着重对“一五”建设中面临的困难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，并给中央写了调研报告，提出的建议后来被采纳。

1958年7月，朱德和随行人员到甘肃兰州五泉山考察，途中看到一座牌坊，牌坊上正书——“高处何如低处好”，后书——“下去还比上来难”。朱德感慨道：“古人把‘下去还比上来难’写在这里，也是寓意很深啊！要是同我们的现实情况联系起来看，的确是‘下去’更难些。所以，毛主席一再倡导各级干部要深入实际，调查研究；倡导干部下放锻炼，将军下连当兵，书记种试验田。”对有些进城干部官僚主义的做法，朱德曾严厉指出：某些党员干部的这种官僚主义作风，这种对革命工作和国家财产的漠不关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，应该视为是对党、对国家、对人民的犯罪行为。

 为农民代言

1958年，在“左”的错误指导下，“共产风”“浮夸风”盛行，公共食堂成为建立人民公社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。朱德在调查研究中逐渐发现不少问题，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。在多地调查研究、深入思考的基础上，他提出了“吃饭不要钱那一套行不通”的正确观点。

为了总结“大跃进”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，党中央于1959年7月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。朱德在庐山会议发言中讲得最多的是公共食堂问题。他指出，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，还要搞经济核算。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，而不是让农民致穷。食堂即使全部垮掉，也不一定是坏事。庐山会议后，一度有所纠正的“左”倾错误再度泛滥，公共食堂也被当作“社会主义阵地”而大力加以维护。朱德虽因主张解散公共食堂而遭到错误批判，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对这个问题的关注。

1961年3月，中央“农业六十条”出台后，朱德不顾75岁的高龄，前往四川、陕西、河南、河北4省视察，公共食堂问题再次成为他调研的重点。回到北京后，他致信毛泽东，力陈公共食堂的弊端。与此同时，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相继组织了大批调查组深入农村调查。这样，全党上下对公共食堂的诸多弊端有了深切体会，对广大农民解散公共食堂的强烈愿望有了真切感受。1961年5月至6月，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（修正草案）》，随着这个文件的贯彻落实，全国农村维持3年之久的公共食堂相继解散。

 两个之“最”

朱德一生调研次数之多、范围之广、时间之长，写调研报告之多，令人敬仰。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去世的27年间，朱德不辞辛苦，身体力行，以自己的亲眼所见，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各地的真实情况。他起草的百余篇调研报告，文字朴实无华，内容涉及面广，见解独到深刻。他深入现实、深入基层，在党内领导人调查研究工作方面创造了两个之“最”。

一是走的地方最多。朱德每年都要拿出两到三个月或者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，除台湾、宁夏、西藏外，其他省市都走到了。按照朱德视察行程，他先后到过170多个地方调查研究。二是给中央写的调查报告最多。朱德每次外出视察工作回来，总是不顾旅途劳顿，认真地写调查报告，及时反映情况，提出建议，积极参与党和国家建设的重大决定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现在保存的朱德调研报告有100多篇。这些调研报告，涉及全国很多省区，囊括工业、农业、林业、矿业、水利等许多行业，涉及“农业六十条”、农副产业的发展、手工业发展、海南岛开发等重大方针政策。报告中蕴含的治党、治国经验，是朱德同志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。